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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翔老师在讲法律课的时候，提过很多经典案例，其中有一个就是邓宝驹案。这个邓宝驹贪污了2.3亿，包养了8个情妇，而他的职位不过是乡镇信用社的主任。别说广大网友了，我都在纳闷，小小的乡镇信用社能搞这么多钱吗？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中国最底层的金融体系-农信社。
农村信用合作社，其实我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开始探索了，它的定位不是单纯的银行。在1951年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的第一届农村金融工作会议上，时任央行行长就表示，农信社是群众性的资金互助组织。你想那会儿农民穷国家更穷，那怎么办呢？大家互帮互助，不管是遇到困难还是扩大生产，让老民都有个借货的地方，不至于再出现农村杨白劳的现象。说白了，都是一个乡的，有钱就存在信用社，给没钱的垫点款，但是这个模式的农信社体量很小，你想都是以乡镇为单位，还都是收入较低的农民，能吸纳多少储蓄呢？而且农信社的业务很单一，它只有两种业务，存款和贷款，不像商业银行，能卖保险理财产品，还能搞投行业务。你就是给乡镇投资一个烧砖厂，那也只能是低息助农贷款，不能搞风险投资，所以农信社天然存在资金链紧张，抗风险能力弱的特点。毕竟太小了，随便来个老赖，信用社就得破产，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，农信社都被农行托底，由农行大哥代管。
直到1984年，随着改革开放，农行自己也得自负盈亏了，带着这些拖油瓶不行啊，农信社才开始改革，这一波改革的主要思路就是整合。比如单一的乡镇农信社力量薄弱，那我们把一个县一个省的信用社联合起来，力量不就大了吗？所以1984年第一家县联合社出现了，2003年第一家省联合社出现了。如果说乡镇信用社是农村的互助组织，那么省联合社就是行业的自律组织，由省里牵头，统筹协调这些信用社。比如你这个王庄信用社资金紧张，那我可以从李庄给你抽调。单一的信用社力量小，一个省的信用社加起来那就不弱于任何银行，但是这个模式也天然存在弊端。看过我之前文章的老铁应该记得，信用社这类地方金融机构，逻辑上是自己管自己的，一笔不受中央监管的钱，那天然就是权力寻租的风水宝地。所以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农信社领域的贪腐行为极其严重，光疫情三年就有十个省份农信社一把手落马。
站在商业的角度上来说，任何市级、县级的农信社、农商行都有一级法人，应该独立主导自身的经营和财务才对。但是农信社体系内人事权和财权，它的管理又由行政命令支配，那说白了就是你升职靠的是大哥点头，而不是业务能力出众，那不就是扯犊子了吗？大哥让你挪笔钱来用，你明知道违规，但是你敢不挪吗？金融贪腐伴随的就是金融风险，公开披露的农信机构不良贷款率普遍都在40%以上，甚至有的地方87%的农信社都属于高风险机构，随时一口气上不来就得挂掉。比如已经落马的某省联社一把手，给房地产企业融资，就让下面的县级农信社违规放贷，结果这个县级信用社就背了几个亿的坏账，要知道一个县级农信社，成立这几十年的利润都未必有几个亿，一次就搞干净了。除了贪污腐败，地方财政要不要挪一点？公房改造要不要挪一点？大哥搞面子工程你要不要挪用一点？名义上是信用机构，却成了毫无信用群体的提款机。
其实农村金融的市场很大，中国的农村中小银行体量高达50万亿，所以你能看到邓宝驹一个乡镇信用社主任，都能贪污两个多亿养八个小老婆。但农村金融又很小，这些钱都是中国最底层老百姓的积蓄，农村金融的服务对象也都是三农问题，说到底没啥利润的，这也是农信社不好搞的原因所在。随着2023年，新一轮农信社改革正式推动，我还是非常期待，农信社能够回归初心，真正的把底层金融发挥到三农问题上。但只要人事权和财权管理还是行政化，那就还是新瓶子装旧酒，别看它叫银行，本质上还是某些人的提款机。
